“等不是办法，干才有希望”

　　脚踩438公里边境线，北回归线横穿而过，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，是全国唯一集“老、少、边、山、穷、战”为一体的民族自治州。

　　2015年1月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南，调研扶贫开发工作。他指出，扶贫开发是我们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，是最艰巨的任务……时不我待，扶贫开发要增强紧迫感，真抓实干，不能光喊口号，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。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和殷切期盼，为云南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，也为文山教育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。

　　牢记总书记的嘱托，文山把教育作为拔穷根的根本，全面助力打通脱贫攻坚战“最后一公里”。“等不是办法，干才有希望”这句印在文山角角落落的标语，也刻进了文山教育人的心里。

　　拿仅有的黄金地块办教育

　　在文山州西畴县，没有什么“不可能”，也没有什么“干不了”。

　　理解这句话，要从西畴的土地说起。西畴乃至文山是全国石漠化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。西畴全县面积99.9%是山区，超过七成是岩溶地貌。人们常年就是在石旮旯里讨生活，当地人形容这块土地“出门就爬坡，只见石头不见土，玉米长在石窝窝，春种一大片，秋收一小箩”。

　　就是在这个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定义为“基本失去人类生存条件的地方”，西畴人民向天宣战：要吃饭，炸石造地；要致富，开山劈路。在从石漠向绿洲蜕变的过程中，西畴人民创造出了“搬家不如搬石头，苦熬不如苦干；等不是办法，干才有希望”的西畴精神。

　　在西畴，土地不仅意味着生存，还是各方面发展的紧缺资源。

　　“挤”是西畴县校长、教师们共同的记忆。“一到课间操，只见人头不见土地。”西畴县一中校长郑杰说，以前学校占地仅42亩，2000多名学生，只有一栋四层半的教学楼、一栋宿舍楼。

　　“挤”也或多或少影响了西畴的教育质量，学生和家长“用脚投票”，全县每年都会流失几百名生源。更让郑杰痛心的是教师的出走。他清楚记得，2003年，全校不足100名教师，走了21名，给学校办学带来致命打击。

　　现实逼着县委、县政府下定决心，要下大力气抓教育。但问题也摆在眼前，首当其冲便是资金和土地。西畴县2019年6月实现脱贫“摘帽”，2012年时，全县财政收入不足5000万元。县一中原有校区狭小，不适宜扩建，而县城几乎找不到一块平整的土地。

　　西畴县委、县政府把目光投向了城外两公里一块相对平整的黄金地块。2014年，占地300亩的县一中新校区动工；2016年，占地300余亩，规划包括小学、中学和中职在内的西畴县教育园区动工，以这两项占大头的县域教育资源整合、学校布局调整，总投入13.4亿元，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整体性改善。

　　但就算看着学校砌下第一块砖，郑杰也没有预想到，新学校竟这么漂亮，图书馆、报告厅、实验室一应俱全，还有了县里第一块标准400米跑道的操场。

　　位于西畴县教育园区内的思源实验学校是由原来4所村小合并而来，副校长李光辉是原龙泉小学的校长。走至学校操场，李光辉颇为感慨地告诉记者，原来学校还没有现在的操场大，校园被公路分割成两块，整天提心吊胆不说，要办运动会，还得把公路拦起来。

　　提起以前，西畴县职中校长吴宗俊则面露惭愧，作为以实践为命脉的职业教育，原来学校根本装不下汽修等专业的实训设备，上课以理论为主，搬到新学校后，学校才终于有了实训楼。

　　县里举债办教育，到现在也没堵上这个窟窿，再加上家长对教育越来越重视，校长们着实感到“压力山大”。新的县一中并入了原逸夫中学，对郑杰来说，第一个压力来自领导班子怎么融合。认真做研究后，郑杰先是组建了校党委班子，以党委统一管理学校。

　　随后，学校探索出了年级组长负责制的管理思路，把支部建在年级上，让年级组和年级支部成为管理学生日常行为的“经线”。同时，7名党委班子成员一人挂联一个教研组，年级支委班子挂联年级备课组，构成教学常规管理的“纬线”，保证了办学方向的正确性，也凝聚了共识，使学校的各项做法得以落地。

　　在西畴县一中，已有两名教师因课堂效果不好而被停课。学校设置了“推门听课监督岗”，每周有固定的听课分析时段。一次，先后有年级听课组、校级听课组去听一名八年级语文教师的课，反馈都不好，最后郑杰也去听课。

　　“一堂语文中考复习课，没有激情，学生也没有积极性。”郑杰说，第二个星期这名教师就被停课、调岗，对全校教师都成了警示。

　　2016年前，县一中每年只有几名学生考上一本，这几年成倍增加。原来中考前150名的学生，学校也就能吸引来十几名，2019年，有一半多都报考了县一中。“这是老百姓信任我们。”郑杰说。

　　一场7000人参与的控辍保学攻坚

　　2019年4月25日一大早，文山州丘北县曰者镇红花山小学校教师黎伟荣一行4人，从镇上出发，沿着山路，来到了几十里外的“独家村”——红河州朋普镇矣厦村委会黑母鸡箐大梁子。

　　他们此行的目的，是寻找两个从没上过学的孩子。

　　由于举家外迁、父亲去世、母亲改嫁，14岁的李未（化名）和11岁的李丽（化名）此前一直没有上学，李未一直靠给邻居放牛为生。在全县控辍保学大排查中，这两条信息才被梳理出来。讲政策、话家常、主动解决孩子的行李铺盖和学习用具等费用，第二天凌晨两点半，两个孩子跟黎伟荣回到了红花山小学校。

　　特殊的自然、历史和多民族聚居特征，使文山的控辍保学面临诸多现实困难。在文山州丘北县，部分乡镇辍学率常年较高。丘北县教体局副局长徐定文坦言，此前，丘北县控辍保学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数据不实、底数不清，比如存在籍在人不在的情况。丘北县选定一个村作为试点，通过剖析这个村的情况，摸索出“五步四比三量”的经验，后在全县推开。

　　2019年8月，一场由全县7000余名教师和乡村干部参与的控辍保学专项行动正式启动。不漏房、不漏户、不漏人，用徐定文的话说，“连宅基地也没放过”，一户户排查、一人人核对，共排查出6—15岁义务教育适龄人口9.2万人。

　　这一数据再与户籍、学籍、扶贫数据库等分别比对，比对的结果先是返回到村，让村小组、村里的退伍军人、老教师等村民代表确认是否属实、有无遗漏，再逐级报给村级、乡镇级、县级领导逐一审核。

　　八道哨中心学校校长聂自华介绍，仅通过村民代表这一级，八道哨乡就审出来7条错误信息。记者在一份审签表上看到，双龙营镇镇长和书记指出了一处遗漏的情况。

　　经过这次行动，丘北县共排查出因打工、厌学、早婚等原因失辍学适龄儿童214人。

　　记者在八道哨中学见到了重返学校的张超（化名）。16岁的张超2019年曾到广东汕头打工。丘北距离汕头1500公里，本想外面的世界“很好玩”，但现实却是“每一分、每一秒都在干活”。从早上8点出工，到晚上9点30分收工，除了一小时吃饭时间，张超都待在车间里负责给瓶盖喷漆，一个月仅有2000多元工资。

　　在老板办公室见到自己班主任的时候，张超说自己“有点想回家”。当天中午，张超便跟着老师踏上了回家的火车。

　　重新回到学校、回到班级，张超感到开心、激动，他很快便把落下的功课补上，还被选为班长，这让他感到更要以身作则学习更多知识，“将来想考高中、考大学”。

　　为了“一个也不能少”的目标，点子想了一个又一个。丘北县新店乡中心学校超过60%的学生都是苗族，为避免少数民族学生因早婚而辍学，学校开办了苗族女生班，目前有6个班317人。为让孩子们在学校生活得好，丘北县八道哨乡为8个村完小各安装了两台洗衣机。

　　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，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内容。如今，像李未、李丽、张超一样成功劝返回来的孩子，在丘北县有181人，在文山州有1875人，文山全州基本实现了能劝返、留得住、学得好的目标。

　　信息化助力乡村校开齐开足课程

　　早上7点53分，在晨读开始十几分钟后，“麦”抢到了。

　　文山州富宁县各甫小学三年级16名学生迎来晨读上最激动的时刻。他们的身影出现在教室前的电子白板上，站定后，学生们开始齐声朗诵《小雪花》。屏幕另一头，连接着当天直播课的主讲教师——江西省宁都县黄石中心小学语文教师何袁亿，以及全国各地100多个班级。

　　信息化打开了学校的围墙，给边疆民族地区的孩子们带来了新鲜气息。2019年秋季学期，富宁在15所学校试点加入网络公益课程“互加计划”，课程涉及科学鱼、彩虹花晨读、韵律舞蹈等18门。

　　“在我们这，乡村孩子们可以跟河南的老师一块晨读，跟浙江的老师做科学实验，还有县城里的老师带着孩子们一起学英语、练书法。”富宁县教体局副局长刘弟成说。

　　而就在几年前，富宁的农村小学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由于缺少专职教师，英语、音乐、美术等课程或是不开，或是上得很随意。农村学校也没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。

　　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，技术的力量被寄予厚望。2016年，富宁投入1亿元，一步到位、整体实施教育信息化建设，新建、改扩建多媒体教室1140间，计算机教室142间，新配备学生机4573台，光纤网络接入了每一个班级。

　　“当政府已经投入完成，设备全部调试完毕，我们开始思考，怎么管理和应用才能让这些设备发挥最大的效益。”刘弟成说。

　　“建用脱节”是教育信息化的一个老问题，硬件投入后，如果没有学校和教师的常态应用，教育信息化只能说是表面繁荣。

　　怎样摆脱“建造时轰轰烈烈、使用却不够深入”的老路？单靠县里电教室的力量有限，富宁在2017年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——富宁数字学校，吸纳全县的学科骨干教师和有特长的教师，共同参与教育信息化建设。

　　富宁数字学校全面负责县里教育信息化的软硬件建设与维护，同时承担了改革课程体系，组建学科教研组，建设县级教研体系、资源体系、技术支撑体系等工作。

　　富宁县教体局教研室副主任彭秀雄说，刚开始，直播课与北京一家公司合作，由对方教师在北京给富宁学生上课。从第二个学期开始，富宁有意识地组织当地教师边学边上。直到2019年春季学期，英语、音乐、美术、书法课全部替换为富宁当地教师。两年来，富宁数字学校培养出了一支近30人的直播主讲团队。

　　每学期开学前，富宁的农村小学都会收到一张统一的排课表。按照这张课表，共有495个英语班级、782个音乐和美术班级、384个书法班级通过直播上课，受益学生超过5万人次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针对信息技术课随意化现象，富宁还探索出了信息技术课的“异步专递课堂”。“异步”区别于直播，由富宁数字学校教师制作课件、微课等课程资源包，分发给各小学，再由学校的助教按资源包内容给孩子们上信息技术课。这使富宁小学阶段的信息技术课真正步入了正轨，学生从以前的以玩为主，转变为能够系统学习基本的电脑技能，也带动提升了教师信息技术素养以及观念的转变。

　　刘弟成介绍，受益于教育信息化，富宁成为云南少有的全县乡村小学所有课程得以开齐开足的县域，进一步推进了教育公平和城乡教育均衡发展。他坦言，推进教育信息化依然面临后续资金缺口大等重重困难，但办法总比困难多。

　　如今，文山全州1055所学校及215个教学点实现宽带网络接入，多媒体教学设备教室覆盖率达到89%，州级的智慧教育云平台已经建成，将对提升教学质量、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　　在各甫小学校长李贵龙脑海里，孩子们第一次上直播课时那股“压制不住的兴奋劲”依然历历在目。在他看来，信息化给边疆孩子带来的意义远比具体的课程内容重要得多，它为孩子们打开了通向外面世界的一扇窗，让孩子们上学更积极、更愿意与人交流、更敢于表现自己了。（本报记者 王家源）